——记我校山东化工学院时期的物理师资班（1978—1982）

吴其晔

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

——李白《行路难》

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，我校于当年招收了6个专业8个班约250人。除传统专业外，又特别多招了一个化学师资班（本科）。这是山东省教育厅为加强中小学教育，应对大量师资流失所采取的举措。当时，省教育厅要求有能力的学校加设一些优势学科的师范专业，我校因化工专业较强，故专设一个化学师资班，归基础课部管理。

1977级学生入学半年后，1978级新生接踵而至。出乎众人意料，省教育厅在1978年又要求我校多招一个物理师资班（本科）。因为我校以化学化工专业为长，学化学的教师比较多，四大化学专业中（无机、有机、分析、物化）人才济济。因此，若要办化学师资班，师资绰绰有余。但学校当时并无与物理相关的专业，只有一个物理教研室，负责工科学生的大学物理课，全部老师加起来不过10余人。若要办一个师范类理科物理专业，至少要讲力学、电磁学、热学、光学、原子物理学，以及四大力学（理论力学、电动力学、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、量子力学）和多门高等数学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人手不够，现有教师也没人讲过这些课程。对彼时的我们而言，这几乎相当于“白手起家”。

此时已重新恢复原有的物理教研室和基础课部。我们“老物理”同行重聚一堂，又增添了几位新同事。梅昌明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，黎天松老师担任副主任，大概出于培养年轻力量的考虑，又安排我担任教研室副主任。当时教研室面临两项紧迫任务：一是准备为1977级学生开设常规的大学物理课，安排在1978年下半年开课；二是要承接即将入校的1978级物理师资班学生的培养工作。对我们来说，这相当于“开天辟地”“平地起楼”，人人心里都没底。准备工作包括：制定四年教学计划、设置课程、确定教材、选择和确定上课教师人选、为老师提供备课条件等。按照任务的轻重缓急，至少要先把第一学年的课程和教师定好，留出时间让大家作准备。

教研室分工中，梅老师统筹，由我重点负责物理师资班的系列工作。可以说，这是我1973年进入大学以来接手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，故有些战战兢兢、诚惶诚恐。因为它不是简单的一门、两门课，而是一个新专业，包括四年的教学和培养任务等。从无到有，如何规划？如何实施？心中一点数都没有，困难也一堆。

但留给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。从1978年初夏得知消息，到1978年秋季开课，中间只有几个月时间。经教研室和教务处反复协商，首先通过了一个教学计划，并确定好基本课程。目标是培养能够胜任中学物理教学的师资力量，课程则以基础理论学习为主，包括力、电、热、光、原子物理等基础课程和以四大力学为核心的专业基础课，再就是物理实验课、数学、外语、体育、政治等课程。最后是毕业环节。

我们向学校提出，希望举全校之力，协作办班。在教务处主任阮锦钿老师的协助下，各兄弟教研室纷纷伸出援助之手。数学教研室主任曲世弟老师（后来是马伦业老师）、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麻孙华老师、力学教研室主任白宗方老师、自动化教研室主任邬齐斌老师、外语教研室主任郭润生老师等人都积极配合。另外，电工、制图等教研室也分别选派最优秀的教师承担相关课程，整个教学计划逐渐充实起来。这种全校协办的模式，也体现出了高校的优势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不大，但功能齐全，可谓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毕竟，university本来就是将各种varieties united 嘛！

最关键、最困难的还是物理类系列课程，必须由我们教研室承担。但“粥多僧少”，难以协调。首先，学校常规专业8个班的大学物理课就占去8位老师，剩下的多是年轻人。梅老师博学多才、基础扎实，学问好、胸怀广，先让大家挑，挑剩的他全包。于是我挑了力学，这是最先开的课，备课时间最紧迫。力学之后是电磁学，第三学期开，准备时间比较充足，我也一同承担。从激光科研组请回来的张兴傚老师（早先也是物理老师）挑选了光学；力学教研室主任白宗方老师接了理论力学；周学敏老师挑选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。他们都至少有一年的准备时间。剩下的原子物理学、电动力学、量子统计力学等，都由梅老师包揽了。还有一门重要课程——量子力学没人讲，梅老师用激将法要我登场。我说不行，自己的量子力学就没学好，大四时的课程学到一半就下乡去了。梅老师说不要紧，还有两三年时间准备，并答应帮我准备。如此，我便也硬着头皮应下来了。

课程确定后，接着选教材。梅老师是理想主义者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接手物理师资班，第一次开设物理专业课程，故对这份工作期望颇高。他认为，目前国内通用的物理教材内容陈旧，提议选用刚引入国内不久的美国加州大学《伯克利物理教程》。这套书共五大本，内容堪称精彩，比国内教材有深度，是一套很好的教学参考书。但若将其用作教材，可能难度太大。因为它不仅内容新、例题新，文字也带着一种翻译腔，定义、定律、定理及词意表达得不够简明严谨，我们担心学生不易理解，教师备课也更费时费力。

但梅老师执意选用“伯克利教程”，这对我来说又是一场挑战。因为力学、电磁学在第一、二学期最先开出，备课时间紧迫。为此我日以继夜地研读教材，对比中外教材体系的异同，接受新的逻辑思路，反复修改备课笔记。一段时间后，感觉确有收获，业务能力的长进自不待言。按照新思路备课，个人的思维方式、探究问题的深度、对课程的理解程度都有提高。长久的“研读、笔记、反思”也助我养成新的学习习惯，以至于在日后的教学、科研、著述等工作中一直深受影响，受益终生。

我把这种备课方式称作“研读式备课”。这种研读式备课不仅助我掌握教材、施教于课堂，还能在与学生讨论、质疑中，共同被教材中的新观点、新思路、新证明、新方法吸引、激励和鼓舞，收获满满，乐在其中。而且在讲完课后，脑海中仍余韵不绝。这些都是老教材所不能比拟的。后来我将部分讲课心得写成两篇文章，分别发表在《大学物理》和《山东化工学院学报》（彼时学校的学报）上，分别是《关于刚体的定轴转动》《用电磁场的Lorenz变换说明动生、感生电动势的关系》。这是我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，其中《大学物理》由北大著名物理教育家、资深教授赵凯华主编，在国内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。

1978年秋，新生入校。物理师资班共招收了29名学生，其中女生3人。年龄最小的19岁，应届高中毕业生，最大的32岁，比我小3岁，属于“老三届”。已婚数人。1977、1978年恢复高考时，对考生的年龄限制较宽松，因为很多人都渴望求学、渴望知识、渴望改变人生。可以说，这些鼓足勇气参加高考的学生，都是好青年，是值得尊敬的人。面对这些学生，教师更有责任和义务来认真教学、精心培养。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学生，对得起时代，对得起“教师”这个称号。

物理师资班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，听课和记笔记也十分认真。若课堂上遇到难点或者觉得老师讲得不够清楚，他们都会穷追不舍，利用课间休息和课后时间与老师讨论，问个明白。晚自习时，教室灯火通明，老师去答疑也会被学生团团围住。我要说的是，1977、1978级学生是我当大学教师几十年中遇到的最爱学习、最认真、最刻苦的学生，没有之三。究其原因，大概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，因此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。举个例子，每章教材后面都有习题，老师会布置一些当做作业，他们中的好多人都会把书中的习题全部做一遍，并在课下找老师讨论答案。每次课堂提问，争先恐后地回答，师生相互争论，气氛热烈，真可谓是“教学相长也”！窃以为，这也是1977、1978级学生后来能成为国家各行业骨干或栋梁的原因之一。此后几届学生也还好，再往后我便出国了，很少给本科生讲课，故不知不言。

给物理师资班学生讲课的这些老师，都是学校当年的教学骨干、业务大拿，有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教学经验，年龄大我5—10岁，是我尊敬的师长。他们备课非常认真，讲课令人深悟，真正做到了“传道受业解惑”，在学生群体中十分有口碑。我记得当年有不少老师，如讲线性代数的王梅生老师，讲光学的张兴傚老师曾几次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再加点学时。有的说需要增加一块内容，这样知识就完整了；有的感到个别知识点讲得不透彻，看了新参考书，想换个方式再讲一遍。我十分感动，尽量满足他们。

就我个人经历而言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大学教师迫切要求工作是发自内心、不计报酬的。这可能与知识分子身怀本领，希望自己发光发热，得到赏识有关。梅昌明老师就是典型：为了帮助年轻教师准备后续课程，梅老师不辞辛劳地为大家“开小灶”，补习理论物理和专业英语知识，为物理师资班注入大量心血。那时，教研室内的学术氛围和工作热情真是浓厚。总结来看，便是“上午当老师，给学生讲课；下午当学生，听梅老师讲课；晚上备第二天的课，直至午夜”。日日如此，朝乾夕惕，尽心竭力，乐在其中，生活充实而愉快。李白诗曰：“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也曾听过一句警句：“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两次奋不顾身的坚持。”我们当时大概便是这种场面，迄今保留的听课笔记和备课笔记可以作证。那段时日也是我进入大学工作以来最自觉、最勤奋、最快乐、收获最多的日子。

学校领导对物理师资班的工作非常关心，也积极支持。阮锦钿院长、江从彬书记经常独自下基层，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，丝毫不讲排场。记得有一次，阮院长来到物理教研室，询问我们有何困难。说到教学计划时，我们认为其中有普通物理实验和中级物理实验两门课，但彼时的物理实验室，除了两间大屋子，别无其他。阮院长了解情况后，决定从学校本就紧张的经费中，专款支持我们购买实验仪器。经过实验室赵立本、成世奎、贺宝芬、唐亚明等多位老师的努力，两年后，我们终于为学生开出十几项实验。有气悬浮导轨验证力学定律实验；多项常规电学、电路实验；示波器原理和应用实验；激光的发生和激光器原理、构造实验；光栅、偏振光的起偏和检偏实验；偏光显微镜研究晶体结构实验等。有些实验水平相当不错，不亚于同类师范院校的物理专业。

一直忙碌到1982年夏，终于完成了四年培养任务，顺利将物理师资班的学生送上工作岗位。我与他们朝夕相处，建立了深厚情谊。因为大家年龄相近，相处起来比较随性。我当时还住在校内教工宿舍，学生常到我家串门，十分融洽。后来有了微信，我们还建立了师生微信群，至今仍保持联系。毕业生中，有一人考取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生（赵智勇，后来留美），三人留校当老师（石玉龙、谢雁、徐翔），加入李世直老师的研究团队。多数学生分配到全省各地中学或专科学校当老师，后来有人成长为校长，有人成长为教导主任或骨干教师等。总体来看，物理师资班的教学是成功的，最初设立物理师资班的初衷也算是达到了。

坦白来讲，我与物理师资班学生的相遇是一种机缘巧合，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幸运。我在物理师资班上花费了四年心血，付出很多，但收获更多。学生教给我许多前所未有的本领，学校也给予我荣誉和奖励：1978年底，我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，并被奖励一只白色陶瓷茶杯。那是多少年来学校第一次在精神奖励之外发放“物质奖励”。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，是冲破思想枷锁，要精神文明也要物质文明的具象化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肇始。1979年，学校启动教师职称评定工作。梅昌明老师评为副教授（全校共评定3名副教授，另2位是邓本诚老师、何立中老师），我荣幸地被评为讲师，那时刚满36岁的我，大概是全校最年轻的讲师了。更重要的是，1979年9月底，基础课部党总支召开大会，接纳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。入党介绍人是梅昌明老师和王有力老师（物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），我也从此开启了政治新生命。

此后的2002、2012年，学生毕业20、30周年时，相约回母校团聚庆贺。梅昌明老师、周学敏老师、张福芝老师（辅导员）与学生“共话当年寒窗苦，同庆今日凌霄功”。这是作为老师最高兴、最自豪的时刻。1992年，梅老师60周岁生日，在青岛的几位学生一起到学校的商丘路宿舍为梅老师祝寿。

写到此，物理师资班的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，限于篇幅，更多细节只能省略。这是近半个世纪前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。1978年，校内共有18个班的学生，其中的化学师资班和物理师资班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这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相对特殊的历史，不应被忘却。所谓“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”，说的大概便是这个意思了……

最后申明一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文中一些时间点和人名可能有误或遗漏，敬请谅解。

今年9月10日是第41个教师节，谨向所有参加过物师班工作的同行致以节日问候。其中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师长已离我们而去，谨以此文表达深切的怀念。

注：1）物师班学生入校时，阮锦钿老师负责教务处。1980年10月，阮老师升任山东化工学院副院长，1984年5月任青岛化工学院院长。特此说明。

2）物师班期间，物理教研室教师名单：梅昌明，黎天松，吴其晔，赵立本，栾福先，冯雪瑛，周学敏，刘守身，刘祖基，王有力，郭祥才，张福奎，成世奎，徐朋先，贺宝芬，唐亚明，曹惠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