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敬义

2500多年前的一天，孔子与一众弟子列坐庭前，正在探讨有关“君子之道”的话题。有弟子提问：“请问夫子，君子可否与他人相争呢？”孔子听罢，略做思忖，然后语重心长地回答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”其大意是说，君子通常是不与别人比高下的，但如果非比不可，那就比一比射箭吧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愕然——老夫子高风亮节、满腹经纶，不与人比礼仪道德，也不比学问修为，却要比“体育”技能？显然，孔子这话不是一时兴起的信口开河。此后，当听闻有人鄙薄他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时，孔子再次郑重地拿“体育”说事儿，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”，坚持把驾车射箭当作自己可以显耀的特长。可见，孔子心目中的“君子”与体育素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，正所谓“体不备，君子谓之不成人”。

其实，大凡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人都知道，享有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盛誉的孔夫子，并不像后世的私塾先生那般，只会手执戒尺逼着学生背诵“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”，而是要让受教的门人“六艺经传皆通习之”。在孔门“六艺”中，与体育直接相关的就有“射”和“御”（当然还应包括“礼”中的“射礼”），竟然占据全部教学内容的三分之一强，比之现今“五育并举”中体育的占比还要高。这表明，在孔子看来，体育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非比寻常的特殊意义，甚至要成为“君子”的比较优势之所在，这多少有点颠覆一般“读书人”的认知。那么，孔夫子“爱体育”的个中缘由何在呢？

诚然，作为一名武士之后（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勇力过人，屡立战功），加之自己是身高九尺有余的“长人”，且能“足蹑郊兔，力招城关”，孔子自然有着“爱体育”的先天禀赋（史载，孔子十分擅长驾车、射箭、登山、游泳等），也必然会在日常对周边人言传身教、行为示范。比如，孔子曾经“射于矍相之圃，盖观者如墙堵焉”，确实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，也给学生们上了别开生面的一课。然而，在这些表象之外，孔子更为看重的，或许还是体育中蕴涵着的与其“仁”与“礼”的思想观念深深契合的精神价值。

还是以射箭这一在当时最为流行的体育项目为例吧。《礼记》有云：“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射求正诸己，己正然后发，发而不中，则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讲求严以律己、正心诚意，在砥砺磨练中不断修正自我、超越自我、升华自我，竭力追求至臻至善的境界，这是体育之“仁”。从古至今，无论是“纪昌学射”的历史典故，还是催人奋进的“女排精神”等，都是这一精神内核的生动阐释。《礼记》又云：“故射者，进退周还必中礼。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恪守博弈规则，在平等竞争中尊重对手、团结对手，进而营造合和与共的局面，这是体育之“礼”。所谓高手过招，总要有一定的规矩和仪式感，“华山论剑”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不打不相识的君子之交。场上是敌手、场下是挚友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，这也是体育被誉为“最公平公正的竞技”的外化表征。综上而论，也许正是由于体育具备“仁”“礼”融通、内外兼修的特质，才引起了孔子的高度关注和格外垂青，并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以期发扬光大。

往事越千年。时值20世纪初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布的一系列文告中，就有“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，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”的呼吁。及至1917年，青年毛泽东在那篇洋洋七千言的《体育之研究》中写道：“体者，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”“善其身无过于体育。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。”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，这些振聋发聩的论断实属开风气之先，成为后来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伟大号召的先声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孔夫子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时间再过百余年。在当今社会背景下，青年人若想全面发展、安身立命，获取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，成就智勇双全、德才兼备的新一代“振振君子”，那么，修身修德、拼搏奋斗、规则意识、团队精神等新时代的“仁”和“礼”，依然无一不是必要条件。如果要把这诸多要素融入一个载体，恐怕只有“体育”才有此容量。鉴于此，如今的学校体育已经成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，发挥着以体育智、以体育心的独特功能。回顾历史不难发现，重视体育，以体育承载和催化德育、智育等，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，是值得骄傲自豪并努力赓续弘扬的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，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。”由是观之，“体育”这一命题既是源远流长，也当与时俱进，更应常说常新。孔夫子“爱体育”的情怀是跨越时空的，中山先生“强体育”的梦想是高瞻远瞩的，现时代继续高擎“爱体育”“强体育”的旗帜是顺理成章的。

当下，我校体育综合改革的大幕已然开启，“爱体育·兴科大”的理念渐次蔚然成风、深入人心，校园风气与师生面貌必为之一新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可以预见，越来越多的师生员工将化共识为行动，积极响应，踊跃参与，并且从中广受裨益。借用古人的话说，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也。